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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回到母校的人们发现,自己已经有些辨识不清楚所处的位置了,近20年间拔地而起的新建筑,已经重塑了校园的格局,直到看到“理化楼”,他们的心里才踏实一些。于是,他们又像当年一个,重新从“理化楼”出发。
所不同的是,当年理化楼是从“一大门”进来的第一个建筑,算是进入延大之后的一个起点,而这一次,则是为了推算自己所处的方位。
在今天的延安大学校园内,“理化楼”显得是那么的不起眼,就像她新的名字“代贤楼”一样,很容易让人过眼即忘。
屈指算来,“理化楼”从1965年落成到今年,刚好50年。
50岁,对于大学的一个“教授”来说,才刚刚步入人生的盛年。但是50岁的“理化楼”和校内其他的建筑一比,却已经显出老态来。只有那外墙的颜色,还执着地为她保持着尊严,依稀可以读出这座昔日延大最宏伟,也最具有现代气息的建筑,曾经有过的辉煌。
延安大学中文系七三级在理化楼前留影(路遥,二排右四;照片提供者王志强,一排左一)。申沛昌摄
理化楼---“理化楼”是一个“L”型的建筑,一共有三层,当时的全称叫作理化实验楼,由物理系和化学系共同使用。物理系占东头从东门进楼,化学系占西头走西北门,两系从建筑中部隔开互不干扰。
大楼主干呈东西走向,短的那一勾在西边,为南北方向,属于化学系使用。化学系77级、78级、79级入校后,恰好分占着西边这三层。
到了晚上,这三层灯火通明,座无虚席。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下,这三个班毕业时,班班都有人考上硕士研究生,开辟了重建之后学校考上硕士研究生的纪录,在校园内招来无数羡慕的目光和啧啧惊叹之声。
从杨岭山上俯瞰,前方为“理化楼”,左手为“小教楼”,右手为“大教楼”,这是1980年代延安大学最主要的三个教学场所
恢复高考之初,化学系开的课程并不多,大概只有七八门课,但授课教师的力量很强,化学系当时的学风更是为人称道。
据化学系1978级张强回忆,当时教授他们无机化学的是杨永长,有机化学王升瑞,分析化学刘克悌,分析化学实验李卫民,化工原理王继武,物理化学史振民,结构化学巩福占,高分子化学杨德全,中教法李希显,资料检索杨文选,高等数学胡建华,普通物理宋家鳌、刘春贤,自然辩证法马海平,英语高波。
张强班里的同学,当时年龄最大的已经32岁,最小的才16岁。除了吃饭睡觉,他们几乎都在教室里学习,很多人把教材背的滚瓜烂熟。对知识如饥似渴的他们,就这还觉得不解渴。
可惜当时系里资料室的藏书很少,图书馆呢,很多还是“文革”前译自前苏联的一些书目。
好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张强他们班最后订了新华书店系统发行的《科技新数目》。这是专门刊登全国出版行业科技类图书信息的一份工具报,通过她可以了解到近期出版的科技类新书。然后他们再按图索骥,通过延安新华书店向出版社定购。
29岁的张强自告奋勇的承担了和延安新华书店衔接的任务。
每过一段时间,他在收集了大家的意见以后,把图书的订单送到位于延安城内的新华书店,回来时再把此前订的书背回来。
有时书很多,能有个几十斤,他就用绳子捆好,从市中心的新华书店出发,背着书步行返回学校。
如今化学系78级许多同学的手上还有写着“大化张强”字样的书籍,这是因为当时自己主动到新华书店订书的人很少,书店的工作人员就把来自延大的这批学生们订的书做上记号,与书店的书区分开来。
延安大学化学系巩福占老师在上实验课
一走进化学系的门洞,立即就能闻到一股浓烈的化学试剂的味道,经年不绝。相比之下,物理系那边就要清新的多。不过那种安静,又令人不由得屏住呼吸,唯恐惊扰了什么。
尽管这样,许多人还是很喜欢走在“理化楼”里的感觉,这不光是因为“理化楼”内屋顶很高,空间开阔,还因为里面的水磨石地板光滑整洁,富有质感,人走在上面也不由地精神许多。
你想想看,当时校内的一斋二斋窑洞和红专楼在很长的时间里,室内还是泥土的地面,和户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走在“理化楼”里难免感觉自己似乎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能不爽吗?
理化楼当年被松柏环绕,如今为玉兰树簇拥,这是气候的变化,也预示着人们心态与审美的悄然变化。
“理化楼”内大多数房间是两个系的实验室,尽管分属两个系,东西两边却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楼道里总是挤的满满当当的,除了实验柜,还有很多舍不得丢弃的仪器包装箱。
那时的人们对系上的东西比自己家的东西还爱惜,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那些木头包装箱也被视为公家的一个家当,更不可能随便丢弃。一些学生想要拿一个木箱回去放书,也要鼓足很长时间的勇气,和实验室的老师商量。
“理化楼”的外立面是原汁原味的青砖,但是顶部的屋檐和楼门框,却特意用线状的精美浮雕装饰,非常讲究,看上去颇有质感。尤其是顶部的红旗浮雕栩栩如生,更是为整个大楼增添了别样的气韵。
大楼底座以花岗岩垒砌,显得稳重大气。在二楼和三楼窗户间的空白处,写着“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许是当年看得久了,觉得这12个字似乎已经和“理化楼”融为一个整体。今天读来已经很普通的,像口号一样的12个字,当年既无声的鼓励和鞭策着延大人,也是他们的一种精神状态,没有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奥妙。
“理化楼”虽然不高,但细节处理典雅大气,周围苍松翠柏掩映,整个大楼散发出不凡的魅力,也传递着那个时代的光辉。
建校劳动。背后的建筑为东南亚
修建“理化楼”的时候,在校师生几乎全部都参加了义务劳动。许多同学绑扎钢筋的韧劲和巧劲,让一些专业的工人也很佩服。
与近些年的发展比起来,从1958年到1988年,延安大学校园的变化不算大。但是,当年的每一棵树、每一条路、每一块平地、每一间房子,都来之不易,无不凝聚着当时的人们改变天地的心血和汗水。“理化楼”,可以说是老一代延大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校园的一个见证。
理化楼风波---
理化楼在刚建好的几年里,算是延安赫赫有名的一座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大楼。
1970年冬天,这座给延安大学带来无数羡慕眼神的大楼,也差一点给学校招来灭顶之灾。
当时,来延安参观学习的人很多,设在城内凤凰山旧址内的“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馆舍空间逐渐显得有些窘迫。陕西省革委会于是决定给“延安革命纪念馆”物色一个新的馆址,不凑巧的是,经办的同志看上了延安大学的“理化楼”。
他们觉得,“理化楼”在当时的延安是空间比较大的一栋建筑,如果纪念馆迁建到这里的话,耗费时间短,对参观学习的影响小。
也有一些领导觉得,“理化楼”最初的设计是为了教学,纪念馆的展品搬进去以后,未必能够取得理想的陈设效果,但是可以在“理化楼”过渡一下,然后再好好选个地方,建设一个和“延安革命纪念馆”承担的功能相匹配的一个新馆。
尽管两种意见不完全相同,但是占用“理化楼”的意见却是明确的。
消息传到延安大学,知情者无不忧心忡忡。如果“理化楼”被腾出来建设了“纪念馆”,延大肯定也会被要求在其他地方择址重建。
这对以校为家,含辛茹苦建设了十多年的师生来讲,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
学校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方面暗中抵制,一方面派人立即在延安周边物色新址。
不过,暗中的抵制又能抵挡得了多久呢,大家的心里捏着一把汗。
在紧急商议之后,中文系教师张荣生、图书馆的赵谦允、党办的王双才、政治课教师陈效昆、医学系教师毕华银等几位教职工在学校当时的工宣队指导员(实际负责学校工作)齐教习、中文系负责人郭玉宝支持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代表大家,立即起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笺。
张荣生执笔起草了这份给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信。然后,张荣生和毕华银又跑到枣园,找到当时在枣园插队的北京知青周秉和,说明情况,请他以家信的方式,报告给邓颖超。
为求万无一失,他们还将信函寄给了当时联系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的中联部副部长戚吉树等人。
在焦急的等待中,当时分管中联部工作的邓颖超,以中联部的名义,召集兰州军区、陕西省、延安地区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延安革命纪念馆计划占用延大校园及理化实验楼改建“纪念馆”的问题。
由于邓颖超态度明确,最后与会各方一致同意,撤销陕西省革委会的决定。中联部还专门下发了这次座谈会的会议纪要。座谈会后不久,周恩来又特别强调,延安大学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大办好。陕西省主要负责人为此做了检讨,承担了责任,并表示坚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把延安大学“办大办好”。
一场风波这才尘埃落定。
引起这场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延安,“理化楼”高大宏伟,见到的人都很喜欢。在当时的延大,她是除了校门口外,人们留影最多的一个地方。
1970年代,“理化楼”的旁边曾经有一个巨大的主席像。毛泽东和杨家岭里曾经发生的故事,时刻激励着那一代延大人,创新、奋进与传承。
“理化楼”留下了许多访问延大的客人的足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就曾在这里与师生合影留念。
1966年,胡志明来延大的时候,“理化楼”刚刚落成仅仅一年的时间,一楼大厅还没有封起来当房间用,显得宽敞明亮。胡志明在一楼大厅内和同学们热情交谈。1938年曾在枣园居住和生活过的胡志明笑着对围拢在他身边的同学们说,自己也是个“老延安”,他的话一下子就拉进了和大家的距离。许多年以后,那热闹和温馨的一幕还留在当年一些师生的脑海里。
从“一大门”进校后,是直接看不到“理化楼”的,需要穿过一段大约50来米弧形的道路,“理化楼”才赫然耸立在眼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校外的延定公路到“理化楼”前的这段水泥路面,也是学校不多的几段硬化道路之一,这段道路两侧柏树林立,很有一番气势。道路右手的柏树背后,还有一片核桃林,这一大片区域,几乎完全笼罩在树荫之下,很有些静怡与神秘。
摄于1980年代初,可清晰看到大礼堂。
从一大门进校后的道路到了理化楼跟前,以近100度角分开,左手向前遥遥可见的是学校大礼堂,也就是学生食堂。走右手边的道路不远,便是小教楼了。
在1970年代,学校像样的现代化建筑,主要就是“理化楼”和小教楼。
小教楼---小教楼比“理化楼”晚一年竣工,也算是历史悠久。但是因为体量小于1979年12月竣工的另一栋教学楼,因此被人习惯地称为“小教楼”。那栋1979年建成的教学楼被称为“大教楼”。在后来讲究论资排辈的延大,它俩的命名倒没有遵循旧例。
小教楼一角右侧的树下有几张乒乓球案子当时是东南亚南端唯一可以活动的场所
小教楼不大,只有两层高,每层大概只有四个教室,整个建筑呈标准的南北走向,西面遥望“一大门”,背后是一斋窑洞。
小教学楼之所以小,据说是因为修建她的材料是当时修建“理化楼”时结余的。从用材和风格上看,两栋楼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就连楼门顶端的红旗浮雕,也是一样的精美厚重。
小教楼小,倒也有小的好处。因为楼小班少,小教楼内的学生几乎都认识,互相见面,自有一种不必言传的亲切。
“理化楼”南侧,有几颗硕大的松树,还有核桃树和丁香花、月季花。到了春天,丁香花沁人心脾,走在那里有一丝清香和淡雅,到了初夏学生毕业前夕,月季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香味,也徒增一丝依依不舍的味道。
小教楼前的植物就没有那么多了,一直到1980年代后期,楼前才有了几颗不大的国槐,后来又栽种了些柏树。
不过,等到这些柏树长到快要与楼齐高的时候,小教楼也拆掉了,只剩下一些绵延不绝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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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延安大学档案馆曾鹿平教授大力支持并提供部分照片,感谢延安大学化学系1978级张强和原中文系教授张荣生对往事的珍贵记录,感谢所有传承新延大老一辈开拓者精神的人们。
向延安大学1958-1988的开拓者和建设者致敬 1967年,郭沫若曾经饱含激情地写下了《念奴娇 忆延安大学》:“杨家岭下,沐东风,承继光荣传统。革命红旗映朝日,暖风吹从窑洞。” 从那时起,这首诗就刻在了许许多多的延大人心头,被他们当做自己建设一个“又红又专”的新延大的号角。
其实,早在1958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弱冠之年开始,就走进这所当时几乎一片空白的大学,开始了自己在延大的青春岁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把自己人生的华章都书写在了延大的土地上。
年轻的他们在杨家岭下沐浴着革命的“东风”与“传统”,更以自己逼人的青春,以克坚攻难的决心和不断创新的精神,奠定了今天这所现代化大学的基石。
作为重建后新延大历史的创造者和开拓者,他们在杨家岭下的青春岁月将会与杨家岭同在,他们的青春,所有延大人的青春,都因为光荣的延安大学而永恒。
在更多的从杨家岭出发的人们心中,杨家岭是自己永远的精神故乡。
期待有更多的口述历史和私人照片,一起记录那些不该被湮没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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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岭下沐春风 笑谈风雨梦魂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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